年轻时我就有个习惯，每到一地只要有书店，都要光顾一下。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次我出差到丹阳，晚来无事逛到书店，看到一套中华书局出的《史记》共十本，总价10.10元，顿时心动了。这可是被鲁迅先生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好书，当时县城市面上都难得一见，怎会与我在此公社书店邂逅？我暗忖既然来了就该带走，否则会遗憾的。无奈囊中羞涩，忽而想起有一位曾与我同在练湖农场“五七”干校锻炼的女干部叫刘霞雯的，好像就是被派到横塘公社工作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听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她。我说明来意，她随即从身上掏出了十五元，我说：“十元就够了，不能直接奉还，就以后汇给你吧。”她说：“算了吧，还汇不汇的。”就这样，我捧回了这部十册心仪已久的书，回去后当然立即将这笔钱汇出还上。
那是个完全计划经济的年代，物资包括书籍都是计划调配供应的，但县以下也开展一些“支农”“三下乡”这样的活动，所以让我反而在一公社书店“淘”到了像《史记》这样在城市新华书店都难得一见的好书。那又确实是个文化干涸阅读饥渴的年代，出版的书籍种类单一，各地独家专营的新华书店陈列出来的大多是一些色彩浓厚只能作为“清供”摆设的标签书。而读者广泛需求的名著好书却寥若晨星十分稀缺，我甚至因买不到而抄写过《唐诗三百首》《历代名家词选》等几本集子和《古文观止》上的一些选篇，略补自己书桌的荒凉和不足。当年我圈子的年轻人也常向我索书解阅读之渴，他们有时亦带点自认为难得的好书来让我浏览。其中有一位南京知青带来一本薄薄的科技书，原来是世界顶级物理大师爱因斯坦著作《狭义及广义相对论浅说》的中文翻译本，里面的相对论原理虽深奥但观点那么新颖，我对其中的洛伦兹变换公式似乎也并不算陌生，读着读着还真爱不释手，于是又决定抄书。
两个星期后他再次来，看到我正在抄这本书，奇怪地说：“干吗抄？你留着，反正我也看不大懂。”如此这本书就归我了，作为回赠我送给他一本当时也算很时髦的精装本《读报手册》，他自然也十分喜欢。往事依稀，只记得这位知青姓聂，后来他返城就失去了联系，但这本书却伴随我几十年，成了我那段书困岁月记忆的物证。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了旧的社会经济体制和壁垒，各类所有制性质的经济主体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国营新华书店过去一家独大的局面迅速瓦解，还在经营和管理模式上破天荒地实行了开架售书，撤去了阻隔读者的玻璃柜台，让读者与书籍面对面零距离。书店的书架上也神奇地丰富了起来，各种版本的中外名著重又悄然出场，多元化的新进之作也不断推出，气象一新。这期间当然也满足了我的购书欲望，隨意就买到了不少相见恨晚的经典著作。
更令人新奇和畅怀的是，街头巷尾还出现了许多个私书摊。自上世纪90年代初，在常州文化宫院内、罗汉路边、湖塘桥米字街等地段都形成过书市，每到周末总有骑着摩托车、开着黄鱼车来摆书摊的，展卖的绝大多数也是旧书旧刊物。真奇怪以前好书难找，有的深藏不露，甚至几十年不见踪影，而今却神奇地冒出在这些书摊上，真让人有种“富家燕落草民家”之感。这也许就是所谓市场经济法则的魅力，推动了包括书市的调济流通作用。
来书市转悠的有不少是像我这样的书痴书迷，有年代感的人找有年代感的书。我现在案头放着的早年老版本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共三编四本、周一良《世界通史》共四本和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一册等，都是在这样的书市上淘得的。我喜欢的笔记体《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和《容斋随笔》等都是当时在万象古旧书店、知音书店等旧书市场找到的，特别是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我能在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见到，真有点意想不到，正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句话。同样我还在周末书摊淘得了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和价值的诸如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和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纲》等名著 ，当时真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惊讶和感动。另外我还与更为难得一见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数论导引》《堆垒素数论》（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理论基础）和《统筹方法平话》不期而遇。后者《统筹方法平话》是华先生1966年在南京作统筹方法实际推广时的授课定稿本。那次我有幸与会听讲座，数十年后在常州文化宫院内书摊相见，顿生一种久违感，立即淘在手，仿佛重回当年。
早有耳闻的名帖《星录小楷》《文徵明滕王阁序》行书帖、名册《王成喜画梅花》，我都是在地摊书市淘得，着实感受到了“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在西横街附近的书香门第书店我无意中发现一本精装的《唐诗三百诗》，原来是被誉为“北季(季羡林)南金”的大学者金性尧的注释本，当然毫不迟疑地收入囊中。又在该书店见书架顶上堆放着一叠民国时期上海《申报》的印影本，我小心翼翼地查看了几次，还真找到了我祖父好多篇当年发表的文章，感到亲切又新奇。更为激动的是大约七八年前我在同济立交桥下花鸟市场里的东飚古旧书店，淘到一本《中国抗战诗词精选》，这是有关专家从当年民族救亡时书报公开发表的数万首抗战诗篇中精选的汇编，恰好有我祖父(石颜也)在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发表的一首《黑马歌》在内。没多久我叔父石一曙先生也给我邮寄了一本，而且上海亲友又告诉了我祖父当年的情况和这首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产生的经过。我在感动之余也写了《祖父与〈黑马歌〉》一文，于2015年9月在抗战胜利70周年时发表在《常州日报》上，以志纪念。
淘书经常带来不一样感觉和小刺激，有欣喜也有遗憾。有一次我在罗汉路的书摊上看到好多画集，其中有一摞是当代画家黄胄和范曾的画册，有旧本也有新作，我随手翻过几本，觉得很不错，就想淘一两本回去。不想旁边一个比我年轻一点的像是带了一双慧眼过来，翻了一下便悉数付款带走。我不免有一丝懊恼，暗嘲自己螳螂在前、不知黄雀在后。后来想想本该如此，人家爱书识货，比我得到它更有价值和意义，我淘书纯是业余玩儿，他可能是真正用于学习和研究收藏的呢。
我大半生来以书为伴，对书籍有特殊的情结，体会到淘书重在乐趣，要在品识。而淘书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享受，多年来我主要淘些有年份的书，它之于我好比是陈酿老酒，多有历史感甚至沧桑感，虽有点老旧，但更值得品尝回味。今后这些书仍将是我的奶酪我的菜，淘书，仍将是我的喜好我的爱。